大众化是向善，是中国法学矢志不渝的价值初心。

但对于被顶替者的重新返校就读诉求，则需根据《高等教育法》再行分析。但大学赋予陈的入学资格决定，因为顶替者的行为并并未获实施。

在该案后，有关宪法司法化、基本权利对于民事法律关系的效力等议题在学界风靡一时，齐案判决对于宪法条款的直接援引，也被认为是具有激活宪法直接法效性的重要意义。尽管法律是有限的，在很多时候都不能为那些被侮辱被伤害的人提供真正的保护，但法律又必须在最低限度内有所作为，必须彰显最起码的公义。四 因为被冒名顶替，一直成绩优异的陈春秀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但对于我们思考法律如何挽回被顶替者被偷走的人生，齐案判决仍具有以下重要借鉴意义：其一、被顶替者不仅可向顶替者提起民事诉讼，同样可向违法的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提起行政诉讼。也因此，尽管完全是因为他人的恶意劫掠，但陈已不必然具备要求学校按照16年前的录取通知书，重新接收其返校就读的请求权，换言之，大学对是否接受陈重新就读具有自主决定权。

在招录学生的过程中，高校除应严格恪守国家的招生制度，为防止舞弊，还应对当年录取的新生，进行照片、考生档案、准考证、录取通知书、录取考生名册、身份证等信息的逐一对照核查。一 最近山东冠县农家女陈春秀在16年前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新闻彻底引爆媒体，当人们还在为陈的多舛命运扼腕时，另一位山东农家女苟晶也向媒体举报称，其在20年前同样被班主任老师的女儿冒名顶替上了大学。尽管传统的隐私权和现在更为通用的信息权（或数据权）的保护目标都在于对抗他人个人信息的无度搜集、非法使用和不当储存，但二者在内容、范围和强度上还是有诸多差异。

由此，信息披露和隐私保护在疫情防控这一背景下又需有特别的法益权衡与考量。在武汉等疫情特别严重的地区，政府对信息公开的程度已经细致到由街道部署，社区进行，排查和公布四类人员（确诊、疑似、无法明确排除的发热患者、密切接触者）的分布情况，具体到楼栋和单元。基于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特殊的人身信赖关系，医务人员不得随意披露患者病例信息，这一点也早已成为医务人员的职业守则。合目的性又包括目的的明确和受目的约束。

同意在此成为数据使用合法性的必要前提。但住址信息应具体到何种程度，指明楼栋和单元是否属于过度，却不能依赖于一般大众的情感认知或是患者自身的心理感受，而是同样要参酌有关病毒传播的专业知识和专家经验。

而政府进行信息披露同样是为了履行对公众生命健康权的保护义务。因此，在患者被确诊收治后，调查和追踪其具体的居住地址和行动轨迹，能够较早地判定可能与其密切接触的人群，并提前对这些人群实施通知、隔离与救治。如前文所述，在近期的防控部署中，公开确诊患者的年龄性别、居住地址、甚至是行动轨迹也成为很多城市的通行做法。公权机关基于疫情防控需要搜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同样需确保这些信息在储存、使用和传递等全部环节的安全性。

作者简介：赵宏，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如果传言属实，行政机关在信息管理的失职也当然构成对个人信息权的侵犯。四 以上是对国家公权机关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时的原则和限度的分析。但此条表述过于简单，且其保护对象仅限于传统的隐私信息，尚不足以为公权机关基于疫情防控需要，而对个人数据正当适宜限制提供明确指针。

其实也正是受现代信息权理论的影响，现今即便隐私权概念在很多场域还被沿用，但其范围、属性也有了相应调整。除了保护范围明显比隐私权更宽泛外，法律实践和理论更偏向于使用信息权保护的原因还在于，信息权可以在个人数据保护和享有数据红利之间进行有效平衡。

其次，公权机关对信息的后续使用亦受上述目的的限制，而不得将所搜集的信息在法定目的之外使用。伴随数据抗疫的不断展开，公共治理需要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矛盾同样开始呈现。

因为信息权和隐私权所保障的核心，正是个人的整体个性轮廓不被彻底暴露在他人的窥视和国家的监控之下。个人是在社会共同体之下发展其个性，个人信息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而并非纯粹与个人相关……为了迫切的公共利益，个人在原则上必须接受对其信息自决权利的某种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传统隐私权的绝对保护不同，信息权的保护是相对的，个人自治并非其终极目标，公共利益、社会秩序等价值也同样要被纳入权利保护需考虑的范畴。事实上，在数据时代下，因为信息搜集、储存、整合、传播及处理方式的彻底革新，人们已无法再遁于隐私之下获得完整隐秘的个人空间。毕竟在信息披露和隐私保护问题上，国家公权机关和私人主体所适用的规则并不相同，而文山州案件所曝光的医务任务偷拍患者信息并私下散布，究竟是否属于违法也要放在这个背景下去判断。一 新冠病毒蔓延数月，抗疫形势依旧严峻。事后传言上述信息是因为行政机关在搜集后因为管理疏忽而造成泄漏。

五 疫情发展至今，已成为法治水平和公共治理的压力测试。但目前从各地做法来看，对患者住址信息披露的详尽程度并不一致。

通过获取、汇集和整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留下的种种生活痕迹，数据技术完全能够在短期内描摹出与个人的实际人格相似的数字人格（computer persona），从而使私人图像一览无余地暴露于他人的窥视之下。但信息权与隐私权不同，从这一权利从宪法理论中被确认和识别时始，其有限性而非无限性就已被强调，即使是自身信息，个人也并不具有绝对或无限的控制。

这种权利最初源于隐私权，但在数据时代下，其保护对象已不再限于个人隐私，而覆盖所有直接或间接能够对个体予以识别的数据，这也是所谓的个人信息起步于隐私，但又不止于隐私的意涵。武汉等疫情严重的地区之所以公布到楼栋单元的细致程度，除因为传染情况最为严重，防控压力最大，就在于已有的病毒研究已证实：新冠病毒主要通过身体接触和空气飞沫传播。

但信息权却具有基本权利的属性，这也使其一方面可以对抗来自私主体的第三人对个人信息的不当干预，也能够抵御国家对个人信息的无限度搜集和不当使用。因此，公布患者住址具体至楼栋和单元更有利于易感人群的提前知情和预防，更有利于公权机关提前介入，并有效进行预防诊治。这种同意要求不仅及于对数据的采集、也及于对数据的传播、加工或其他处理行为。德国和欧盟的信息保护立法和实践中都相继明示，基于人口普查、实现国家防卫、经济、社会、交通警察任务的数据收集

力求不感染、坚决不传染，说明言辞恳切，闻之动容。其原因在于，基于民主正当性要求，法律保留原则将限制基本权的权能专门授予立法机关，但立法者亦有可能怠于履行监督职责，而恣意开出空白支票，因此，在法律保留原则之下又有授权明确性的要求，即法律的授权应尽可能明确其内容、界限和期限。

如果此时我们再滑向紧急状态下无法律的极端，无疑又会陷入另一场浩劫。并不诉诸剧烈的战时动员和运动式执法，而是更多地倚赖于数据披露、信息筛查、科学布防，这种方式在疫情防控中更能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更能引导人们主动配合，从长期来看，也更易取得防控实效。

三 孝感防控指挥部的17号令里，明确写到此命令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作者简介：赵宏，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但除广泛设定行政拘留外，17号令还规定对未经许可驾驶车辆上路行驶的当事人在处10日治安拘留时并处500元罚款。换言之，其并未隐含对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可对公民设定超出《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外的其他义务，且在公民未遵守上述义务时对其施以处罚的默许。2月8日，黄冈等后续封城的城市将此前的211管控，即每户家庭每两天可指派一名家庭成员上街采购生活物资，升级至411，即每户家庭每四天可指派1名家庭成员上街采购生活物资。

尽管十堰防控指挥部期望通过战时管制令来传达疫情紧迫、大众需积极应对的意涵，但在规范性文件中径直宣布本地区进入战时状态，却与上位法不符。地方政府仅凭抗疫热诚，是否就能作出超越现行法之上的命令和举措。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9条，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设定。提示其不能动辄就发动对公民的惩戒，不能简单粗暴地通过行政处罚或强制来达到行政目的，相反，应将鼓励、指导、建议、劝诫、合作作为行为手段的首要选择。

此外，为防止防控部门基于压力贸然出台与上位法不符的防控措施，也应适时引入对防控规范性文件的事先和事后审查机制。农村村民在村湾内闲逛、串门、聚集。